牛人 - 数学与应用 - SCI论坛

访旅美优秀青年数学家张寿武　

记者：20世纪即将过去，作为中国数学界的后起之秀和有世界影响的数学家，请您谈一下对20世纪中国数学的总体评价。

张寿武：中国近现代数学是在恶劣的环境中起步的。但本世纪30和40年代，中国数学却因两个奇才的出现而引起世界瞩目。这两个奇才一个是陈省身，一个是华罗庚。陈先生以其在微分几何方面的高深造诣开拓了中国数学研究的新领域，后来的邱成桐和田刚等人又在这个领域里为世界数学作出了杰出贡献，邱先生还为华人首次赢得了费尔兹奖。华罗庚则开创了中国数学的数论传统，并与陈景润、王元、潘承洞等共同形成了中国数论学派，他们的成果一次又一次地震惊了世界数学界。而现在，中国数学界又有一大批数学家在微分几何、控制理论、动力系统、计算数学等数学的各个分支具备了很高水准。国际数学联盟确定2002年在北京举行21世纪首次世界数学家大会，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评价。

记者：我们的祖先几乎对人类文化的每一个层面都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有人说我们似乎在数学理论研究方面存在某些先天不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这样，传统上理论研究的缺陷会对下个世纪中国数学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吗？

张寿武：我想，搞数学有两种心态，一种是把数学当成一种工具，要解决实际问题，比如中国古代数学家在推算圆周率之类的实用问题上很舍得下工夫，做得也不错。但仅仅把数学当作工具，当作一种“术”是不够的。而另一种心态是把数学看作一种文化，一种艺术，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我欣赏这种心态。在我看来，做数学与写诗相似，需要的都是想象力，是激情，是对美的感受与追求。中国出了那么多天才诗人和艺术家，说明我们这个民族一点也不缺乏想象力、激情与美感，而一个诗的民族，成为一个数学的民族是顺理成章的。

记者：陈省身先生在1988年提出，下个世纪，中国要成为世界数学大国，您认为我们能实现这个目标吗？包括您在内的海外的华人数学家对此可以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张寿武：我们的现状与这个目标之间还有很大差距，例如国内还没有人能够问鼎费尔兹奖这一数学界最高荣誉，我们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还不够多，因而要真正成为世界数学大国，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努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海外学者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做。首先，应该把国际数学界最新的动态及时带回国内，并帮助国内的同行尽可能好地吸收这些新东西。我计划从明年起，每年回国工作一段时间，主持一些讨论班。讨论班是结合教与学的很好形式，可以使参加者各方面得到提高。其次，要以王元等老数学家提携后学的精神为榜样，尽自己所能介绍国内有潜力的学生到国外一流大学去学习。最近几年，我推荐了不少中国学生到国外名牌大学学习，他们中一定会出不少人才。

　　记者：要实现21世纪成为世界数学大国的目标，国内数学界现在需要首先做哪些工作？

　　张寿武：我认为要进一步加快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我国传统的中小学教育体制侧重于应试而忽视孩子天赋的发挥，数学也不例外。我本人该算是个幸运儿。我小学、初中教育条件比较简陋，语文、英语老师都没有配备，但正是这极差的教育环境给了我自由的空间。初中时，就有时间凭自己兴趣读了几本高等数学书，使我的数学天分很早得到了发展，要是我的中小学课程也像今天的孩子们这样繁重，是很难有这种发挥潜质的机会的。

　　大学教育就更应给学生创造发挥天赋的机会，三、四年级就应把必修课的比例降下来，让学生自主选择要学的东西。这也要求教授要善于告诉只有入门知识的学生什么课题是有价值的而又尚未被解决的，并激发他们通过自己学习攀登数学高峰的信心。有人以为一定要到了博士后阶段才可以开始研究工作，这是一种误解。要知到那时，人们大都将不得不扮演社会规定的各种角色，创造力也相应会受到抑制。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好建立一套新的教育思想，从中小学生直到博士生，让他们尽早、尽可能多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与天赋。只要青年有希望，下个世纪，我们国家的数学水平一定会有质的飞跃。
1999/12/07 11:26 光明日报本刊特约记者　廉海东

张寿武，男，1962年生于安徽。198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数学系，1986年在中科院数学所获硕士学位后赴美国，199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9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职，1996年任该校教授，同年证明世界性难题波戈莫洛夫猜想。1997年在全世界率
先于全实域上推广了戈若司－扎基亚公式。1998年应邀在柏林世界数学家大会上作45分钟报告，作此种报告者为最近四年内在某一数学领域有最突出贡献者。同年又获用于奖励全球杰出华人数学家的晨兴数学奖最高奖。

科学，不能失去理想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旅美数学家张寿武先生心里很不平静。

他的一位老同学，请他推荐自己的女儿在美国一所大学的统计系申请奖学金。张先生觉得这事很好办———因为这个女孩数学成绩的确非常优秀，而统计系属于应用数学，对学生的要求比纯数学专业低，数学天赋高的孩子到这里上学简直是“低就”，申请奖学金当然不会太难。

实际情况却让张先生大吃一惊———申请该系奖学金的，包括50名来自北大、科大的顶尖高手。更让张先生吃惊的是，这么多数学家苗子挤到统计系来，仅仅是因为这里的毕业生在美国好找工作！

张先生对此十分感慨。他跟浙大、科大的许多研究生都有接触，而令他失望的是，这些学业上十分突出、选择科学作为终身职业的年轻人，居然告诉他：我们把该念的书都念了，可我们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孩子的父辈在科学知识的积累上也许远不如现在的年轻人。20世纪70年代末，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曾有成千上万的青年立志要摘取那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尽管他们对数论的了解让他们甚至连这一猜想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都不甚明了。这是一群可爱的理想主义者，虽然在学识上需要不断完善，但他们知道献身科学，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20多年来，我们科学教育最大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弥补了人们科学知识的欠缺，更为重要的是，它教给了人们实现科学理想的正确手段。它让那些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意识到，离开为实践服务的标准谈理想，科学只会永远禁锢在实验室里和学术刊物上，与普通百姓无缘。这一认识上的变化，已成为这些年来科学技术在中国发展的巨大动力。功利精神已经和实证精神、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民主精神、开放精神一起，成为科学精神的六大支柱，体现出科学精神鲜明的时代特征。

但是，张先生遇到的情形，从另一个方面给我们警醒，那就是：科学的功利精神，正在与人们急功近利的倾向结合在一起，把他们对科学的理解以及科学发展的方向引向一条危险的道路。

事实上，所谓科学的功利精神，是指让科学成为增加社会财富、提高社会生活质量的杠杆，而决不是以科学为工具，满足个别人或者少部分人的私欲。失去了理想的科学，是环境污染的源头，是种族歧视的依据，是强取豪夺的机器，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失去理想的科学工作者，则和江湖骗子的同谋、战争狂人的帮凶相去不远。

前些年，国内对公众的就业取向和100种工作的职业声望做过多次调查，科学家始终名列前茅，这让许多科技工作者感到特别振奋。但听过张先生的所见所闻，我们不禁想到，将来再做调查时，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个选项：选择科学家作为职业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科学的前途，寄托于科学的教育；科学的教育，则应从理想教育开始。(斯壮)

《人民日报》 2001-9-11

主题：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