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最大差距在哪里？硬件、软件还是制度？
丘成桐：都有。硬件是最容易追上的，现在有些中国大学（的硬件）比我们这里（哈佛大学）都好得多。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人才和制度。
人才问题，最重要的是年轻人。我讲了很多问题都是有关年轻人的，整个西方高等教育做得最好的是美国，美国有一个良好的系统，它的核心精神就是要培养年轻人。研究生院培养研究生和博士后，我们学校（哈佛大学）基本上都在全心全意地培养这些年轻人。
可是我们国家刚好相反。我们应该给研究生很好的待遇，让他们不要出去兼职。哈佛的博士只要能做出成绩，马上就能提拔得很快。这一点在国内是做不到的。国内所有的好处、所有的荣誉，都要留给院士。可在美国只要能做出第一流的学问，马上全世界就都知道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如果中国的年轻人做了好的学问却不能提拔上来，我看中国成为科技大国是不可能实现的。
人物周刊：您反复提到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在年轻人，那您怎么看中国现在老一代的科技工作者呢？
丘成桐：我并不认为老一点的就没有希望，我现在还在做第一线的研究，我们愿意帮助年轻人上去。可是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有十年的断层。所以中国出现了一个五十到六十岁（科学家）的断层。这些人的能力是比不上从前年纪更大的那些人，我对这些年纪大的人很尊重，可是五六十岁的科学家并不见得是最前线的，我们尊重他们，并不表示要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老院士们懂得自己的地位，他们不会乱搞。相对年轻些的那批（院士），有很多人的做法就像文革时一样，对年轻人有很大的损害。
人物周刊：中国很多大学都在讲自己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您觉得可能么？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什么呢？
丘成桐：还是年轻人的问题。这些大学如果他们是真正地在培养年轻人，五年内就能成为第一流的大学，我是说在一种完美的情况下。
为什么呢？一个中国的学生来我们哈佛大学，五年内他们可以做成一流的工作。毕业以后七八年内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可以成为第一流的人才。就是说，从一个有基础的年轻人做到有世界第一流学问的人，也就是七八年的功夫。这在一个完美的制度和完美的学风下是可以做到的。
可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做不到。就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没有得到良好的训练，没有得到学校的重视。就研究生来讲，他们要兼职，没有办法把全部时间用来做学问。导师本身也不是第一流的，然后是来帮忙的学者，好的也就来两三个月，不好的来了心思也没有放在年轻人上面。
可是真要做好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姚期智，我相信在不长的时间内，他可以在理论电脑方面带出一支优秀的队伍来。可是我们有多少有学问的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我们需要大师级的人，也需要真正愿意做事的人真正全职地回来工作。
问题是他们急功近利，只有（引进海外教授数）量上的要求，只讲究形式化的东西。我举个例子，1997年，北京大学请我去做他们数学系一个研究所的主任，我的名字始终被他们挂在那个上面，可他们从来没问过我有关学术上的事情，也不告诉我他们在那边做什么事情，到了去年年底我才晓得他们挂了我的名字，我要求他们把我的名字取下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实质而只重视虚名。
我的看法是，如果年轻人有应得的学术自由，有发展空间，这个国家的学术就能很快地发展起来。
大学之间应该存在竞争
人物周刊：中国的高校还存在着很强的行政化趋势，还在评级别，比如大学评为部级、副部级，您怎么看？衡量大学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丘成桐：这就是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的区别。有几个层次的问题。比如以美国来讲，美国前十名的大学大部分都是私校。私校的灵活性要大于公立大学，可是并不能够表示公立大学没有好的。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都是名校。
中国却是硬性规定一些大学得到特别的关注，比如北大和清华。我们哈佛大学也向政府拿钱，但我们向政府拿钱的方法是公平竞争，不是说因为我是哈佛大学我就拿一大笔钱，相反很多时候因为你是哈佛大学，政府反而不给你钱。他们讲反正你要做这个研究，我们不一定要帮你忙。政府是根据大学里面教授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潜力来给钱，我觉得这才是政府支持高校的方法。
只是因为它叫北大或者清华就给一大笔钱，我觉得不是最好的。
北大、清华是有着很大优势的，因为全国最好的高中生都想去。他们很容易录取到第一流的学生，却不见得有一流的训练，我对北大尤其失望。教育部给他们的经费很多，还有很多其他名目的经费。我想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大学得到的经费不是通过申请、公平竞争拿到的，学术是做不好的，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大学之间应该存在竞争，譬如说南京大学做得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好，就应该多得到经费。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北大、清华做得好，我们也应该表扬。应该是一种公平的竞争。
人物周刊：近几年来大学得到了很多办学经费，名牌大学更是这样，可是落在学生头上的却非常少，奖学金还很不发达，学费负担相当重，您觉得经费应该如何分配？
丘成桐：就我看来，研究生的资助费用应该大幅度提高。要做到他能不去外面兼职而能维持生活，能全心全意地做研究。到了研究生阶段就已不是小孩了，他们应该有能力去生活，有能力去买书，现在很多研究生连买书的问题都没有解决，这是很不幸的事情。我想大力资助研究生是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可是也因为这样，研究生的素质要注意，大量招收研究生，因此研究生的素质是得不到保证的。研究生要精。
我想，第二个要大力支持的是博士后和毕业没多久的年轻教师。因为这个时刻是他们做第一流工作的最重要时刻。他们目前待遇太差，还要考虑怎么资助家里。我想大学的经费应该主要用在这方面。有多余的钱再来搞人才引进。如果是引进姚期智这样级别的人才又另当别论，中国要重视。因为大师级的人才会对中国的学术起到指引方向的作用，就像华罗庚先生、钱学森先生当年从国外回来一样。我们讲“大海航行靠舵手”，学术上确实需要舵手，而且必须是全心全意的。
大学是一个赔本生意，
不应该看作是要赚钱的
人物周刊：“教育产业化”一直是中国高教的热门话题，我们上次采访您也谈到了，在您看来，大学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大学应该怎么回馈社会？
丘成桐：我很反对这个（产业化）。我反复强调大学的责任在于替社会培养人才。
对于产业，大学是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时间去管理的。很多大学教授带着自己的学生去那里做事，而不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种情况是完全没理由的。我本人培养了五十多个学生，我觉得我本人是在为社会服务。如果中国的教授每一个能培养几个有为的年轻人，让他们去社会做事，高科技也好，银行业也好，都一样的。
大学是一个赔本生意，不应该看作是要赚钱的，不应当用金钱来衡量。因为人才是整个中国最需要的，用金钱来衡量是很不应当也很不道德的事情。
人物周刊：中国大学这些年搞扩大招生，您怎么看这种扩招现象？
丘成桐：在香港也存在这种问题。我批评过很多次，很多高校的校长也同意。其实在这点上，中国可以学学美国（我不是讲美国的好，但是他们有经验，我们要学），比如加州，有很多不同level（水平）的大学，有伯克利、UCLA这样的名校，也有很多很普通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就是要出来在社会上做事的。因为有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兴趣做研究，又何苦要逼他们呢？就像美国有很多的state college（社区学院），
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去college，去名牌大学，可是名牌大学人多了也不好，这必须是一个要把关的事情。北大、清华和职业学校相比责任是不一样的。
人物周刊：这两年香港的大学来大陆招生，以往是优秀的大学生毕业后到国外读研究生，现在连高考的学生都被抢了，您觉得香港的大学优势在哪里？他们对内地大学的冲击有多大？
丘成桐：我想是非常好的冲击。中国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很多都被埋没了，香港的大学能够来内地和北大、清华抢学生，为中国培养第一流的人才，这绝对是好事啊。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啊！
北大、清华要办得更好才能留住这些学生。因为第一流的学生不会因为钱的问题去哪一个大学，最重要的是看他们的前途。就像我当初去美国伯克利，周围的同学都是第一流的，我刚到的时候还在想我一直是第一流的，怎么到这里，同学和我都差不多了，那我就只能去努力，追赶他们啊。
可是最怕的是不准你们这帮家伙在这里招生，用行政的方法。世界在进步，我们也应当进步啊。
人物周刊：中国的大学目前还做不到“教授治校”，行政力量对教学科研的影响还非常大，您怎么看？
丘成桐：我不是研究高校制度的专家，我只能够讲，能够让学生和年轻教师发挥所长的，就是好的管理体系。教育部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个好的研究。举例来说，现在院士正在全权控制学校的行政，很明显这个管理体系是不行的。我相信好的管理体系也一定能够找到。
人物周刊：您觉得，科研和教学哪一个重要？国内很多大学，名教授是不给本科生上课的。
丘成桐：这是分不开的，只是在中国经常要人为地分开。一个好的做科研的教授一定要有好的学生。譬如哈佛大学，最出名的教授非要去教本科不可，否则哈佛不会留他的。我们认为一个好的名教授，不单科研重要，好的教学一样重要。为什么我们觉得教学也很重要呢？因为我们发现假如教学教得不好的话，对他们研究也没有什么好处。他的研究会衰落下来的，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所有的地方都注意教学，不单是为了培养下一代，也是为了提高自己。你要晓得年轻人有很多想法，是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不晓得的。我们不和他们接触，我们得不到他们这种活力。年轻人的活力对于年纪大的教授有很大的好处。
你说硬性的规定有没有？我印象中是没有的，但是每一个教授都要教本科生的，这是一个common understanding（常识），我们所有的department（系）、所有的教授都要教本科生的。
“汉芯”事件中国的处罚太轻了
人物周刊：最近国内出了很多海归学者造假事件，比如清华的刘辉，上海交大的陈进，这样的造假情况在美国多吗？美国会怎么处理？
丘成桐：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成立一个正式的委员会，委员会不单要有本校的人，还要有海外的专家、其他学校的专家。如果经过调查发现是真的，我们马上就把他fire（开除）掉，有时涉及到刑事问题了，我们就把他送到州政府去。就像这次上海的事情（交大“汉芯”事件），我想也应该有刑事问题。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处罚都太轻了，没有触及到重点。如果涉及到上面的领导，是一定要去追查的。
人物周刊：不管中外，校长对于一个大学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在很多校长都是官员转来的，您怎么看？而且校长都是院士，一定需要么？
丘成桐：我觉得没有必要（院士当校长）。坦白讲，有学问的不一定就是院士。校长的选拔应该将网络放得越大越好，当然，有过教书或行政经验的比较好。
坦白地说，就算是挑选外国人作校长也没有什么不对的，问题是他是不是真心真意替中国人做事情。
人物周刊：您提过如果中国的大学还是这个样子，您就彻底失望了。如果继续按照现在的路子走下去，您觉得会怎么样？
丘成桐：按照现在的路走下去，我觉得某些方面很危险。我对中国教育的期望很大，中国优秀的学生和优秀的年轻教师很多，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把他们培养出来。如果能培养出来，那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是不可限量的。而不要像现在这样压制他们，让他们都跑到美国去了。
人物周刊：那在您看来，中国教育向前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是什么？
丘成桐：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只能是最高领导来推动。有关学校和院士们的利益盘根错节，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实在是很难变动。
每一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活动能力，举一个例子，我批评北京大学，北大的某些有权的朋友就会非常不高兴。到处都有这些大学的势力范围。
人物周刊：大学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丘成桐：替我们国家、替全世界培养人才，培养领袖人才，培养能够为社会服务的人才，培养能够推动人类认识自然界、认识世界的人才。让我们的境界能够得到提升，能够和世界上的文化结合起来，这才是大学应该做的事情。
人物周刊：在上次对话时，您说不在乎媒体的作用，因为媒体不懂科学家真正的价值，现在国内都在密切关注您和北大之间的这次争论，您认为媒体应该对此持怎样的一个态度？
丘成桐：假如是在美国，学术系统建设很健全的地方，我想不需要媒体起作用。可是在中国，假如要中央重视，媒体如果能够很健康地报道，让中央和老百姓都能了解到问题所在，还是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中国需要客观公正的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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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cqu
Post By：2006/8/30 11:35:40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