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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离开上海非得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非得公司”），陈磊再也没有找到工作。现在，颇有些心灰意冷的他赋闲在家。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那个他永远看不到的档案袋里神秘的“处分”决定。
离职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５日，上海理工大学四年级学生陈磊来到非得公司实习，主要从事展览设计工作。同年３月２８日，陈磊、非得公司和上海理工大学三方签订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协议规定：陈磊受聘两年，见习期３个月。陈磊说，后来因为要进行毕业设计，５月上旬到６月上旬耽误了一些时间，双方实际约定的见习期是４个月。到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８日，陈磊已经是非得公司的正式员工了。
２００１年９月，陈磊提出要离开公司。他后来对记者解释说：“当时公司里有好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员工都离开了，我也认为自己应该找更有发展潜力的工作岗位。”１０月２２日，陈磊正式离开非得公司。离开的时候，公司允诺会及时支付他的设计提成费和工资。
离职过程中，陈磊既没有提交书面的辞呈，非得公司也没有为他办理退工手续。对于这一点，陈磊说：“一方面，是我的社会经验不足，没有保护自己的概念；另一方面，公司里平时做事也没有那么正儿八经的，老板说‘好，同意’，我就离开了。”
到２００１年１２月，陈磊还没有收到非得公司的设计提成费和工资，于是向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了申诉状。仲裁委员会对双方进行调解，非得公司同意为陈磊办理退工手续，退工日期确定为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日，退工理由为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同时，非得公司向陈磊支付设计提成费和工资４０００元。
对于劳动争议这件事，双方各有说法。非得公司总经理毛哲伟说：“他是弱势群体，我们很照顾他。”陈磊则说：“我当时心里有一种担心：如果我闹得太凶，他们说出去，对我今后的发展肯定不好。把这件事情了结，从此再无瓜葛，以后清清爽爽做其他事情。”
“处分”
但是，陈磊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从２００２年初到８月，一直在找工作的陈磊没有得到一家公司的青睐。有几家公司在口头答应录取他之后，在最后关头又忽然改口，向他关闭大门。直到最后，有人善意地提醒他：“你的档案可能有问题。”
通过律师，陈磊得知自己的档案袋里有两份来自非得公司的杀伤力极强的材料。一份是“关于陈磊同志旷工的处理决定”，其中写道：“鉴于陈磊同志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０日－６月１０日未经批准，擅自不来上班，旷工１个月。经教育认识较好，为教育本人，公司研究决定，给予行政记大过一次。”落款日期是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２日。
另一份材料是“关于解除陈磊同志用工合约的决定”，其中写道：“陈磊同志自进入公司上班以来，从不遵守公司作息时间。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０日－６月１０日未经批准，无故旷工１个月。由于认识较好，公司也考虑到其年轻，给予一次改过的机会，只给予行政记大过一次。但陈磊同志并未吸取教训，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２日又故伎重演，连续旷工。为严肃公司纪律，经研究决定，即日起对其除名。”这份材料的落款日期是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日。
陈磊５月１０日－６月１０日未去上班，１０月２２日离开公司，都属事实。但是他表示：在公司期间从未听说有这样的处分。他告诉记者：“五六月间我在做毕业设计，口头跟公司请假，公司也准了。这是明摆着的，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肯定要做毕业论文或者毕业设计，要牵扯精力。作为用人单位，在这方面一般都会准许实习期间的大学生请假，以完成学业。”至于除名决定，陈磊更觉离奇：“根据劳动仲裁结果，我和他们是在１０月协商解除劳动关系，１１月我已经不是他们的员工，怎么能对我做处分？我也不是被他们除名才离开公司的。”
对于这两份材料，非得公司总经理毛哲伟坚持认为：“第一，一个单位总有自己的规章制度。我们公司所有的文件都在，所有的奖惩制度都规定得很明确。对陈磊的处理是严格依据这些规章制度定的。第二，既然做出决定，当然要放在档案袋里。这是我们作为独立法人的权利，也是履行义务。法人是一级组织，我们有把单位队伍带好的职能。他那时候爱来不来，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工作流程了。不光是我这个总经理了解这个情况，全公司的同事都知道，领导没法管他。是我们毁了他，还是他毁了我们的项目？”
审判
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２日，陈磊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非得公司消除两份“处分”决定，恢复档案原样，赔偿经济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第一，非得公司在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２日做出的行政记大过处分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告知陈磊；第二，在１０月２０日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之后，非得公司再于１１月１日在陈磊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他做出除名决定，处理是错误的，理应撤销。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日，长宁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撤销两份处分决定，非得公司赔偿陈磊经济损失７１３０元。此后，陈磊和非得公司都没有上诉。
对于这个判决结果，非得公司执行得很及时，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想法。公司总经理毛哲伟说：“我们肯定是做了处分决定。陈磊说决定没有自己签字，那是不是所有单位的每一个处理决定都要员工签字才能执行？”案件判决后，陈磊也感慨良多：“员工犯了错，老板可以开除他；老板犯了错，谁来监督他？碰到这种事我肯定不是第一个，但是第一个站出来的。一次可以打官司，两次、三次都要上法庭吗？”
华东政法学院吕淑琴教授认为，“陈磊档案事件”暴露出市场经济环境下，个别市场主体在道德和法律意识上的缺失。她说，非得公司至少侵害了陈磊的三种权利：名誉权、一般人格权和知情权。首先，非得公司在陈磊的档案中塞入无法证实的“处分”材料，影响了陈磊的就业，陈磊的社会评价被贬损，名誉权受到侵犯。其次，作为社会人的陈磊享有自由、尊严、独立等权利，是为“一般人格权”，这是独立于生命权、姓名权、隐私权等具体人格权之外的独立权利。即使非得公司的行为没有对陈磊造成实际的损失，也侵犯了陈磊的一般人格权。第三，吕淑琴教授一再强调：“没有程序公正就没有实体公正。”非得公司做出“处分”既没有告知陈磊，更没有给陈磊申辩的机会，在程序上即不公正，剥夺了陈磊的知情权，导致结果的不公正。
“陈磊档案事件”同时暴露出传统人事档案制度的弊端。一方面，正如吕淑琴教授所说，档案的形成过程缺乏程序公正，暗箱操作无法对事实负责；另一方面，档案的“越位”和“缺位”现象严重，多的是“陈磊式”的档案，少的是个人信用记录等更实用的档案。审理陈磊案件的法官季立辉说：“涉及档案的案件主要有三类：其一是丢了档案，主要集中在转制、破产企业里；其二是少了档案，一些当事人的档案出现几年断档；其三是多了档案，以陈磊案最为典型。”这正说明，当前的人事档案制度急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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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屠杀
Post By：2003/6/1 17:39:25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