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地刮起了“陈景润旋风”，陈景润成为科学与献身的代名词，成为改革开放之初，鼓舞人们迈步新长征的精神动力。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为最时髦的职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又重新挂在人们的嘴边。青年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追求科学的道路。
有人说，在那个年代里，陈景润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他广泛久远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他影响了一代人和一个时代。
２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哥德巴赫猜想》的这天，陈景润在天津。他是应天津市科协的邀请前来做报告的，陪他一同去的有李尚杰。
作完报告，他们准备中午回北京，走到一家邮局前，见里面人头攒动，许多人在争相购买当天的报纸。他们想挤过去看个究竟，这才知道大家争相一睹为快的是《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赶快从人群里退出来，一边走一边连声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
这股愈刮愈烈的“陈景润旋风”不仅席卷中国大地，而且飘洋过海，在西半球引起关注。
英国路透社发表评论文章：有一名中国数学家，在中国已被提高到民族英雄的地位。报纸上对陈景润的报道，将使西方电影明星和政治家感到妒忌。……关于他身世的报道，不仅可以使人了解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情味是什么，而且展示了中国的科学在文化革命时代以后的大转变。……
信件象雪片般飞来，每天都有几百封、近千封上面写着“陈景润同志亲收”的信件送到陈景润手里。他们向他表达着心中的崇拜和敬仰，诉说着学习科学的渴望。
也有人拿着登有《哥德巴赫猜想》的报纸，千里迢迢来北京找陈景润，要做他的学生。
但是也有人投书《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发出疑问：陈景润算不算又红又专的典型？宣传陈景润会不会使青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走偏方向？《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了四化要又红又专——从陈景润谈起》的评论员文章。指出，陈景润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不畏艰难困苦，顽强坚持攻关，这就是红。《中国青年》杂志开展了“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
１９７９年３月，酝酿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春意盎然的日子，陈景润和来自全国各地的６０００名代表昂首挺胸走进了人民大会堂。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先生一起坐上了会议主席台。
华国锋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讲话。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陈景润眼含热泪地聆听着讲话，邓小平说：“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
一直戴在陈景润头上的“白专”帽子终于摘下来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写下一首诗：“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他被大会请上台作典型发言，又作为着名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领导接见。陈景润心情激动地急步上前，用双手紧紧握住了邓小平同志的右手，前倾着身子弯着腰连声说：“谢谢邓副主席，谢谢、谢谢……”
徐迟在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中，曾这样评论命运大起大落的陈景润：“陈景润曾经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关于他，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善意的误解、无知的嘲讽，恶意的诽谤、热情的支持，都可以使这个人扭曲、变形、砸烂或扩张放大。理解人不容易；理解这个数学家更难。他特殊敏感、过于早熟、极为神经质、思想高度集中。外来和自我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和迫害使得他试图逃出世界之外。他成功地逃避在纯数学之中，但还是藏匿不了。”
陈景润被改造成了一个符号１９７８年秋，一封来自四川农村，没有收信人地址，仅写着“陈井运同志收”的信，竟沿着曲折的邮路准确无误地送到了陈景润手中。陈景润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可见一斑。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中国刮起了一股“陈景润旋风”。这股旋风将陈景润从６平方米的小屋拉出来，他不得不无奈地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
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排成了长队。他去山东、去安徽、去河南、去湖北、去贵州……他不得不在人们的盛情请求下，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的奋斗经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扒开已渐渐愈合的伤口。人们似乎并不在乎能不能听懂他那南方口音极重的普通话，只要能请到他，只要他来到他们中间，他们就满足了。
翻阅当时的报纸，笔者读到了一段陈景润在某地作报告的内容：“……‘四人帮’横行时，我不怕打棍子扣帽子，坚持每天不分上下班，全部时间都埋头在图书馆、宿舍和办公室从事数论的研究工作。我身体不好，医生让我‘全休’，我把疾病置之度外，坚持不懈，一旦问题获得解决，那就其乐无穷。在遇到困难时，马克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的教导，激励着我战胜困难继续前进。我在数学上能做出一点成绩，完全是毛主席、华主席、周总理和共产党培养、教育的结果。一位外国教授曾经问我‘什么力量使你能长期坚持研究非常困难的哥德巴赫猜想呢？我回答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邓副主席对我政治上、工作上、身体上、生活上的关怀。我一想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贡献给人民，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力量。’”
这样的报告，他作了一场又一场。
报纸、刊物也纷纷请陈景润写文章。各家有各家的读者对象，青年报约请陈景润“与青年人谈理想”；体育刊物约请陈景润谈“做一个科学家要身体好”；省报约请陈景润“与青年同志们谈学习”。搜寻当时部分报刊，就发现了以陈景润名义发表的各种文章十多篇。虽然陈景润连年三十都在写这类文章，仍难以应付纷至沓来的约稿，一向与报刊毫无瓜葛的他竟欠下许多还不完的“文债”。
小学请陈景润去做校外辅导员；中学请他去给中学生谈“怎样才能学好数学”……这一切，陈景润似乎责无旁贷。因为据说北京有一位中学生看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后，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埋头在数字、公式、符号中，眼睛近视了，背也驼了。
还有全国各地寄给陈景润的堆积如山的信件等着他拆看，还有一个又一个从外地赶来的青年要面见他，要跟他学数学，跟他探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
一个年轻人拎着一包足有十几斤重的数学手稿，从遥远的大西北来找陈景润，说他已经证明了“１＋１”。
陈景润不得不花几天时间看他的手稿，发现那只不过是年轻人的一腔热情。
有时还会有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发生。黑龙江省有一个自称女神赋予他灵感的人，每天都来数学所要见陈景润，说他有了女神赋予的灵感，一夜之间就用中学课程中学到的数学方法证明了“１＋１”。他整天不是守在陈景润的小屋门口，就是坐在数学所陈景润的办公室里，弄得陈景润只好到处躲避，如果回到小屋，他就赶紧反锁上门，连灯都不敢开。
记者几乎无处不在的追逐，使陈景润无处可藏。既有中央各大报的记者，也有从外地风尘仆仆赶来的各省市的记者。从小就口呐的他疲于应付，不得不说些报纸上的字儿话。
那年１２月底，中国数学会代表大会在某地召开，陈景润由于在河南巡回作报告，直到会议快结束前才匆匆赶到。他刚到宾馆，当地省报记者就闻风而至。下面是这位记者采访陈景润后写的一篇专访，从这篇纪实性的专访里，我们也许能了解一些陈景润当时的心境。
“他穿一身草绿色的衣服，脚上也是一双草绿色的解放鞋，短发，戴一副浅色深度近视眼镜。他开始回答我的问话，他靠在沙发背上，一手扶住头，两眼微闭。我发觉他可是真累极了。
他说，我１２号离开北京，先到新乡师范学院，再到开封河南师范学院，然后到了郑州，在郑州大学和部队工程技术学院讲学，一直到２４号才离开，还是不叫走哇。可是再晚两天，这里的会就要散了。
我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但是，现在我的职务多了，事情也多了，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是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国家科委数学小组成员。首先会太多，接待任务也多，记者找我的多。到处躲也不行，今天又被你抓住了。
你看，邀请我去讲学的也多。在这之前，我还去了贵州，去了天津。好多大学请我讲学。讲什么？讲一加一，懂的人太少了，全国懂得它的人是可以数出来的。他们要我讲，总是想讲点有用的。于是，我就为他们准备讲一点组合数学。这样，我就不仅搞我的纯数学，也要搞一点应用数学……可是，哥德巴赫猜想还是要搞的。
事情太多了，他又把话头转回来，开会多，接见的人也多。有一些是数学上的问题，有许多也不是。人民代表，人们有许多事要找你，连没有房子，两地分居也希望你反映反映。接见记者，能躲就躲。还要接见外宾。你还得准备回答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譬如，美国许多大学出高薪请你去，你为什么不去？是你不愿去？还是政府不要你去？你看，多怪！我是中国人嘛。我只得告诉他们，因为我国内有工作，我的国家需要我。钱，我不需要！”
陈景润的出现，使人们犹如在沙漠中看见了一片绿洲，在干旱龟裂的土地上发现了一泓清泉，他们在陈景润身上找到了失落了太久的理想。人们犹如在黑暗里发现了一只燃烧的火把，陈景润激发了他们潜伏多年的对科学的热烈渴盼和追求。于是，经过１０年动乱的他们，赋予陈景润太多的社会意义。但是，这对于一位一直醉心于数学研究的数学家来说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陈景润不得不说符合公众形象的他的话，不得不按他理解的“又红又专”要求自己。那些年，他经常是一身草绿色军衣，草绿色解放鞋，斜背草绿色书包的打扮。
１９７９年，陈景润去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数学所要派车送他去，说好了早晨７点钟去接他。可陈景润６点５０分就走了，自己搭乘公共汽车，辗转２个多小时去了开会地点。他说：“我不要车送，这不好，这不好。”
得知《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向陈景润学习”的文章，陈景润连连摇着手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不要向我学习，要向雷锋同志学习。”
全国科学大会期间，秦牧等几位作家跟徐迟一起去看陈景润。当时，陈景润正在会议室里开会，见了徐迟，陈景润立刻起身，跑过来亲热地握手。秦牧曾写过一篇《探访“数学怪人”》，记录了这次见面：“你现在仍是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么？有人问道。
是呀，医生要我休息。怎么休息得了呢，我不管，我仍是干。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说罢，他觉得意有未尽，又把这首寄托豪情壮志的诗念了一遍。
身体怎么样？不大好。说着，他跑到桌边，捡起一本书，翻了一下，一张病假条跳了出来。那上面写的他的疾病是‘结核性腹膜炎’，医生建议全休一月。不理它，就是要干。他说。
听说已经拨了一套好房子给你，你什么时候搬呢？我绝对不搬！他极其执拗地说。
为什么？６平方米的房子很难工作，房子宽敞一点，不是可以工作得更好吗？这是……，他沉思了一下道：等大家都有新房子住了，我才搬。再说，给了我这样的房子，大家照例都来要，怎么办呢？国家现在哪来这么多的房子！
你看电影么？打倒‘四人帮’的电影，我看。一般电影，我没时间看啦。”
作家们来过后，陈景润马上打电话给党支部书记李尚杰，汇报了这次与作家们会见的详情。
多年后，陈景润的同学回忆起一件往事。当时，陈景润已名扬中外，母校厦门大学邀请他回校参加校庆。学校给他买了软卧车票，陈景润说：“这不好，这太浪费了。”他将软卧退了，坐硬卧颠簸了两天一夜才到福州。
下车后，他对前来接他的老同学说：“你借我一块手表吧。”
老同学大惑不解，因为陈景润的手上分明已带着一块欧米茄手表。
陈景润解释说，这块表是我出国时买的，带这么好的表影响不好。说着，他将手表取下来装进口袋。
在全国科学大会期间，陈景润当年的老师，那位第一个向他和同学们介绍“哥德巴赫猜想”的沈元先生从香山的住处特地到市内的友谊宾馆看望他当年的学生。沈先生是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忆起了在三明的那段往事，依稀记得这个多病口呐的学生。当时已任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的沈元来看陈景润，关心地对他说：“你身体不太好，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陈景润说：“谢谢你，沈老师。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我常常感动得流泪。五届人大刚开过，就迎来了全国科学大会，多么鼓舞人心呀。我要加把劲，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继续攀登科学高峰。”
他还告诉老师：“‘四人帮’和他们的亲信，要我写诬陷邓付主席的文章，我就是不写，被他们骂为‘老顽固’。”
当时在场的记者听沈元对他的学生说：“你呀，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
陈景润曾极力逃避政治，想做一个纯粹的数学家。陈景润曾顽强地坚守自己的心灵，不让其遭到世风的熏染。可是如今，他却身不由己。
陈景润是全国人大代表。他理解：人民代表就必须为人民说话，如实向政府反映人民的疾苦和呼声。陈景润口袋里常常揣着人大代表证，有时还去中关村一带走访，将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工工整整记在本子上。８０年代初，中关村一带道路拥挤逼仄，生活配套设施落后，这里的人们走路难、乘车难、看病难、换煤气难、买菜买肉难、洗澡理发难。
陈景润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郑重地向大会递交了一份他联络众多代表签名的提案，呼吁有关部门尽快解决中关村的“六难”。
陈景润的提案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不久，中关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屠宰场搬走了；紧挨着中科院力学所的那座噪音大、日夜扰民的五金厂也搬走了；为方便群众进“村”出“村”的３０２路公共汽车开通了；菜场、超市也相继建起来了。
３０２路公共汽车开通的那天，陈景润特意上了车坐了两个来回。
陈景润当了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共向历届人代会递交提案９３条。一位他当年的领导说“陈景润一生最大的成就，一是“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一是当人大代表。”
不得不参加的社会活动，不得不去的讲学，不得不作的报告，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陈景润只得将他的研究工作放在深夜，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睡眠时间压缩得少些再少些，以补回失去的时间 不管走到哪里，他那个草绿色的书包里总装着书。无论是等车的片刻，还是在在漫长的旅途中，或是作完报告在作短暂的休息，他总手不释卷。虽然他不得不扮演别人要他扮演的各种各样的角色，但他心里着急呀，“１＋１”的研究仍没有进展，到达终点的最后一步，路途扑朔迷离。他尝试着从外围突破，外围的最大障碍是“函数的零点分布问题”，这是块硬“骨头”，必须看很多的资料，必须做很多的演算。可是，他的研究却因各种活动和会议不得不经常停下来，这是陈景润最感痛苦的事。
有一段时间，陈景润甚至暂时停止了“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也停止了纯数学理论研究，为中学生写了一本近１０万字的《初等数论》。在这本书里，他深入浅出地从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的实际出发，分析了数论的发生、发展和应用，介绍数论的初等方法。如电子计算机二进制和十进制的相互转换，中国汉代名将韩信点兵法等，而且每章后面都列有习题，并在书的后面附上了全部习题答案。
这一切，陈景润都是挤出点点滴滴的时间来做的。
参加人代会时，陈景润吃完午饭后，常将桌上的剩饭剩菜倒在纸上包起来带回房间，晚饭，他就不去吃了。
下午开完会他就直接回房间工作，什么时候饿了，将带回的剩饭菜用开水泡一泡三扒两口吃下去，又接着干。
有一次人代会，会务组将陈景润与赵朴初先生安排在一个房间。为了不影响赵老先生休息，每到晚上，陈景润就搬个凳子进了卫生间，在那里看书、演算一直到凌晨。此事偶然被一位记者知道了，在报纸上曝了光。以后每次开人代会，大会会务组都破例给陈景润单独安排一个房间。于是，他白天参政议政，晚上，又潜心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
虽然陈景润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是能坐下来专心工作的时间还是太少了。陈景润最怕见记者，面对记者的话筒和大同小异的采访，他常常感到无可奈何。而最让他烦心的是，有的记者常常不打招呼就直接闯了进来，他不得不中断手上的工作接待这种让他无奈的采访。后来，陈景润实在难以忍受这种不礼貌的打扰，他找到有关部门说：“这么的记者，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我哪分的清呢。我要求，以后来找我采访的人得先通过你们，要不然，假如有个假记者来找我，袋子里装个小录音机，我说话又不是句句合乎马列主义的，这样子给录去，可不好啦。”
１９７８年底，陈景润因病再次住进解放军３０９医院。陈景润心想，这下该可以安静下来了。没想到，到了医院也不得安宁。有真正关心他，来探视他的；也有追到医院来采访或求教数学的；甚至还有看了徐迟的报告文学，来看看这个“科学怪人”的。
陈景润本想利用治病的机会，将经常中断的研究进行下去，却不能如愿以偿，思维常常被病房里的不速之客打断。他终于忍无可忍，告诉病房的医生护士：“以后不能随便让别人来看我，要看我，必须有卫生部长的批条。你们就说这是卫生部的规定。”
话说出去的第二天，有人打电话到病房，说要来看望陈景润。护士过来告诉他，陈景润正在看书，他说：“不行，他要来看我，拿卫生部的批条来。”护士如实相告，对方气得扔下了电话。你猜这位打电话要来看他的是谁，是中科院院士丁夏畦先生。
在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结尾，他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玫瑰花，他反而取得成绩。而现在呢，应有所警惕了呢，当美丽的玫瑰花朵微笑时。”
几年后，徐迟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对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好的作用。因为当时影响很大，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对陈景润这样的人，成名是一种痛苦，甚至成为了对他的工作的干扰。他如果不是那么大名气，可以有更多的安静的空间，有充分的时间来更好地进行他的研究。他后来有了许多社会活动，他要当人大代表，他还是一个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而这些活动是要花很多时间的。成名对他来说真是一种痛苦，一般人可能不能理解。我想，要是没有成名，他的研究可能要比他后来的进展深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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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4/9/9 11:29:00
Post By：2005/3/6 12:34: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