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鹰（１９０２—１９７９）[Sci论坛]

傅鹰

（１９０２—１９７９）

　　傅鹰，物理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中国胶体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他献身科学和教育事业长达半个多世纪，对发展表面化学基础理论和培养化学人才做出了贡献。他倡导在高等院校开展科学研究，创建了我国胶体化学第一个教研室，并培养了第一批研究生。他襟怀坦荡，为人刚正不阿，是一位忠贞不渝的爱国者，党和人民的诤友。

　　傅鹰字肖鸿，祖籍福建省闽侯县，１９０２年１月１９日出生于北京。童年时代受到在外务部供职的父亲傅仰贤的薰陶，深感国家频遭外国列强欺侮，是国家贫弱和清廷腐败所致，遂萌发了强国富民的愿望。１９１９年他入燕京大学化学系学习，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和《新青年》杂志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从此发奋苦读，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１９２２年公费赴美国留学，６年以后，在密执安（Ｍｉｃｈｉｇａｎ）大学研究院获得科学博士学位，时年２６岁。

美国两次都留不住的科学家

　　１９２８年，傅鹰的博士论文在美国宣读以后，得到好评。美国一家化学公司立即派人以优厚的待遇聘请他去工作，他和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友张锦商量之后谢绝了，决心回到祖国去。他们认为：“我们花了国家许多钱到外国留学，现在若是留下来为美国做事，对不起中国人。”１９２９年，他应沈阳东北大学之邀，先离美返国。当乘坐的轮船航行在太平洋上时，傅鹰填词一首，赠给仍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有机化学博士学位的张锦，其中有一句是“……待归来整理旧山河，同努力！”
　　傅鹰继在东北大学任教后，又相继到北京协和医学院、青岛大学任教。时值日本侵略军发动吞并我东三省的侵略战争，他又辗转到了重庆大学。１９３５年，学成归国不久的张锦与傅鹰结为伉俪，也来到重庆大学任教。在山城，他们夫妇相濡以沫，过着俭朴的生活。在悉心执教、刻苦研究之外，还以父母之心精心养育张锦的侄儿张存浩（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从１９３９年起，傅鹰夫妇又先后到设在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任教，１９４１年，傅鹰担任了该校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
　　傅鹰回国１０多年，深深体会到了国家的贫弱和遭受外强侵略的痛苦，目睹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民不聊生的惨状。他只能把一腔热血，倾注到试管和烧杯之中，把青春贡献给化学教育事业，并寄希望于未来。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很器重傅鹰的学识和为人，在病中推荐他接任校长职务。同一时刻，国民党ＣＣ派头目陈立夫来到厦门大学，要亲自劝说他加入国民党。而傅鹰却倔强地表示：“我宁可不当院长、校长、也绝不加入国民党！”并借口外出招生，对陈立夫避而不见。傅鹰敢于跟国民党顶牛的新闻，在文化教育界一时传为佳话。但是他因此再也无法在厦门大学立足，只好于１９４４年又返回重庆。然而当时他所在的重庆大学和重庆动力油脂厂两单位都无法开展研究工作。１９４４年底，傅鹰夫妇把９岁的儿子傅本立寄养于天津亲戚家中，把１６岁的张存浩留在重庆的朋友处，毅然二次赴美国。傅鹰继续到密执安大学进行研究工作，张锦则应著名生物化学家杜芬友，（ＤｕＶｉｇｎｅａｕｄ，１９５５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之邀到康奈尔（Ｃｏｒｎｅｌｌ）大学任教。
　　在密执安大学，傅鹰再度和原来的导师、著名胶体科学家巴特尔（Ｆ．Ｅ．Ｂａｒｔｅｌｌ）教授合作进行表面化学研究，接连发表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化学界同行的注意。
　　然而，傅鹰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苦难中的祖国和人民。去美国之前，他曾对留在重庆的张存浩说：“国民党腐败到家了，看来中国的真正希望在延安。”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０—２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侵入长江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和周恩来总理向英国提出强烈抗议的消息传到美国，傅鹰立即和在纽约州的张锦通了电话，双双决定尽快回到祖国去。傅鹰的导师巴特尔教授多方挽留他，并愿意让他继任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但为祖国尽力的夙愿使他战胜了一切其他考虑，并且感动了巴特尔，得到了他的支持。可是由于美国当局的排华政策，使傅鹰夫妇失去了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周旋和斗争，他们终于在１９５０年８月下旬获准离美，在旧金山登上了“威尔逊号”客轮，朝着新生的共和国进发。１０月初到达深圳，受到人民政府代表的热情迎接。傅鹰这位“美国两次都留不住的科学家”再次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傅鹰到达北京后，立即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他满腔热忱，服从分配，先后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当北京石油学院成立时，又愉快地走上新的石油教育岗位。张锦也先后到北京大学、北京石油学院等校执教。１９５４年，再度调回北京大学。此后，他们夫妇二人就一直辛勤耕耘在燕园之中。他呕心沥血，历时２５载，直到生命的尽头。

表面化学研究的开拓者

　　傅鹰是我国少数有突出贡献的物理化学家之一，尤其在胶体和表面化学的研究上有着很深的造诣。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我们祖先制造陶器，发明纸、墨，加工面食等许多最早应用胶体的实例发生浓厚的兴趣。胶体科学是研究物质在一定介质中经高度分散而成的分散体系和表（界）面现象的科学。虽说胶体的应用几乎和人类文明史一样长久，但对它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却是进入２０世纪以后才开始的。傅鹰正是从２０年代初到美国留学时，加入到胶体和表面化学开拓性研究的行列之中。在密执安大学研究院，他师从巴特尔教授，主攻表面现象和吸附作用，旁及多种胶体体系。他潜心研究，勇于探索，取得了系统而有开创性的丰硕成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
　　在２０年代，他对吸附作用以及影响固体从溶液中吸附的多种因素进行的综合实验研究和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分析，已成为吸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９２９年，傅鹰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他用硅胶自水溶液中吸附脂肪酸的实验证明：碳链越长的酸，吸附量越小，即发现了同系物的吸附规律有时呈现出与著名的特劳贝（Ｔｒａｕｂｅ）规则完全相反的现象。特劳贝规则原是用来衡量有机直链同系物的水溶液表面活性大小的。１９２６年，被誉为胶体化学大师的富朗特里希（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根据自己研究吸附的结果，把特劳贝规则进一步描述成“自水溶液中吸附有机物时，吸附量随链长增加而有规律的增加。”富朗特里希把极其复杂的固体自溶液中的吸附作用简单化了，而傅鹰正是从体系的各个方面去探索吸附规律。他以后又作了一系列的研究，并且指出，“预测吸附量时须同时考虑溶质、溶剂和吸附剂的性质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千万不要教条。”
　　在巴特尔的指导下，傅鹰还进行了液体对固体润湿热的研究，并首次测定了４种不同的二元液体混合物对固体的润湿热。１９２９年发表的研究论文指出：润湿热是总表面能变化而不是自由表面能变化的量度，度量自由表面能变化的应是粘附张力。他并以充分的实验数据断定，不能完全依靠润湿热的大小作为判断固体对液体吸附程度的指标。
　　另外，傅鹰还与巴特尔共同研究利用润湿热测定固体粉末比表面的热化学方法。在当时这是一项首创性的研究成果，比著名的ＢＥＴ气体吸附法要早８年。
　　傅鹰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同行很高的评价。魏萨尔（Ｈ．Ｂ．Ｗｅｉｓｅｒ）１９３９年出版的《胶体化学》、亚当（Ｎ．Ｋ．Ａｄａｍ）１９３９年出版的《表面的物理和化学》、布鲁诺（Ｓ．Ｂｒｕｎａｕｅｒ）１９４５年出版的《气体和蒸气的物理吸附》、凯西得（Ｃａｓｓｉｄ）１９５１年出版的《吸附和色谱》、亚当森（Ａ．Ｗ．Ａｄａｍ－ｓｏｎ）１９６０年出版的《表面的物理化学》以及瓦尔德夫妇（Ｒ．Ｄ．Ｖｏｌｄ与Ｎ．Ｊ．Ｖ０ｌｄ）１９８３年出版的《胶体和界面化学》等专著均做了引用和介绍。
　　博鹰在第一次回国后的３０—４０年代，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在许多领域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
　　例如，他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吴宪合作，研究了鸡蛋清蛋白溶液的表面化学性质。在１９３０年他们共同发表的论文中指出：等电点时的表面张力最低。这在国际上是蛋白质界面化学方面最早的论文之一。
　　傅鹰在进行基础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实际应用方面的课题。在青岛大学期间，他指导勾福长进行活性炭制备和吸附作用的研究，并应用于工业生产。他曾针对我国具有丰富的桐油资源，指导叶一帆开展了桐油聚合机理的研究。１９４３年发表的论文指出：桐油的聚合不需要氧气，在氢气或二氧化碳中的聚合速度和在空气中的一样。
　　在厦门大学工作期间，指导蔡启瑞进行萃取方法的研究，并从理论上指出这种方法的适用限度。
　　１９４４—１９５０年，傅鹰第二次赴美国期间，以他所擅长的热力学为工具，继续开展吸附作用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仍居于当时国际同类研究的前列，都被写入了各国的胶体和表面化学专著之中。
　　傅鹰指导研究生汉森（Ｒ．Ｓ．Ｈａｎｓｅｎ）研究了用石墨和炭黑从水溶液中吸附有机化合物的规律。论文指出吸附等温线是Ｓ型的，即首次发现自溶液中的吸附和自气相中的吸附一样，吸附层也可以是多层的。因此，他们便把ＢＥＴ气体多层吸附公式合理推广，应用于自溶液中的吸附。１９５９年美国奥尔（Ｃ．Ｏｒｒ）和达勒瓦尔（Ｊ．Ｍ．Ｄａｌｌａｖａｌｌｅ）著《细颗粒测量》及１９６２年美国奥萨博（Ｌ．Ｔ．Ｏｓｉｐｏｗ）著《表面化学》都引述了傅鹰等的研究成果。
　　傅鹰还和他指导的研究生一起进行了溶液吸附热力学的系列研究。例如：指导汉森通过对固液界面和气液界面吸附层的实验考察，提出了计算表面层活度系数的方法。指导杜贝（Ｄ．Ｇ．Ｄｏｂａｙ）进行硅胶自气相吸附脂肪胺动力学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测定多孔固体比表面的新方法。１９６２年，英国出版的杨（Ｄ．Ａ．Ｙｏｕｎｇ）和克罗沃尔（Ａ．Ｄ．Ｃｒｏｗｅｌｌ）著《气体物理吸附》一书，专门列出一节，对此作了详细的介绍。指导托马斯（Ｔ．Ｌ．Ｔｈ０ｍａｓ）研究了温度对溶液吸附的特殊效应。他们指出了一种在气相吸附中所未曾有的现象，即如果溶质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降低，故在浓度大时，由于溶解度下降而使吸附增加的效应可以大于因温度升高而使吸附减少的效应。这个新发现，后来被写入１９５６年出版的美国基普林（Ｊ．Ｊ．Ｋｉｐｌｉｎｇ）所著《自非电解质溶液中的吸附》和其他表面化学专著之中。
　　在此期间，傅鹰还写过一些独具见解的学术评论。例如，１９５０年，他在国际著名的《化学物理》杂志上发表文章，对三岛（Ｍｉｚｕｓｈｉｍａ）等人计算固体粉末表面积的方法，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他们的实验结果正好证明三岛本人提出的理论是错误的。

倡导高校科学研究，直言《三部曲》

　　傅鹰回国后，在不同场合，坦诚直率地发表过许多有胆识、有创建性的意见。１９５５年９月，在《化学通报》第９期上发表的“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就集中反映了他对发展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赤诚之心和系统看法。《三部曲》的第一部是献给学校当局的。他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国家正在过渡时期，高等教育之发展，至少在广的方面一日千里，因此学校的领导人中做过科学研究的并不多，做过化学研究的就更少了。这也就是说，我们的领导人对于化学研究不是行家。”有感于此，他就什么是研究、对待研究的态度和如何提倡研究发表了“供领导参考”的看法，恳请领导“本着言者无罪的精神，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意见”。
　　傅鹰认为：“科学研究是扩大科学领域的努力。它的目的是推广一门科学的理论及实用范围，它的一个必须的而不是充分的标准是有创造性。”他认为有些领导人一时“不明了化学研究是什么”的情况，“在不久的将来自然会改正”；而对于把科学研究“当作一种时髦的东西而滥竽充数”的毛病，则应当“立时必须加以改正”。他呼吁领导为研究创造有利条件，消除一些影响研究开展的不合理的状况。他要求给研究者以充足的时间、必要的设备和尽力消除影响发挥积极性的顾虑。特别把“不必要的会太多”、“杂务太多”和“一般人不珍惜研究人员的时间”，看成是影响科学研究顺利开展的“三害”，应该除掉。他殷切希望领导者逐渐由外行变为内行，这样才能“针对研究者的心理”进行“有针对性的、中肯的严正批评，而不是扣帽子”。
　　傅鹰在其第二部曲中，指出“学校当局创造了有利条件之后，研究之能否顺利地展开，首先要看导师们对待研究的态度。”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全应当体会，时代已经变了。现时中国化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帮助祖国发展工业和建立我们的化学，从前那一套应当铲除了。”他把“为科学而科学”的“脱离现实”的观点、“不顾一切企图将自己造成一个大师”的倾向、“甲向乙刺探，乙对甲保密”的“不合作”歪风和“轻实验重理论”的“本末倒置”的毛病，统统列入“必须纠正”之列。而且指出这些缺点的根源是“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并主动从他们一辈检讨做起，说：“我们如此，我们的学生比我们还坏，因为他们受了‘学贯中西’的老师的薰陶。我们不应当怪学生，因为始作俑者是我们自己。”他呼吁教师们要“很勇敢地面对现实”，要有“统筹全局的思想”，要进行“相互间的合作和善意的关怀”，选择研究题目“首先要考虑国家建设中的需要，既要注重理论上大有发展前途的项目，也不应该忽略在经济价值上更大有发展的题目”。最后诚恳告诫作导师的人“要为学生指出明路，不要只为自已打算而将学生领到牛角尖或泥塘里去”。
　　傅鹰以师长的身份，把第三部曲献给下一代。他充满挚爱、信任和希望，深情地嘱咐他的学生：“你们应当认清你们的责任。我们的祖国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化的国家和我们的科学水平有极重要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化学水平，而提高化学水平的责任主要是在你们的肩上。这不是恭维你们的话，因为你们是我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一辈的人，我若是对你们讲任何虚伪的恭维话，就失掉人民教师的身份了。……我们一生的最宝贵的光阴是在反动政府下混过去的，而你们正赶上光明的开始。时间和机会全是站在你们的方面。我们年青时也全有一番抱负和一些理想，现在我们将这些抱负和理想寄托在你们的身上。我们不能允许你们使我们失望，因为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这段沁人心脾的衷曲，竟出自一位在旧中国生长又在国外漂泊多年，而仅在新社会生活了５年的科学家之口，它和党、毛主席对青年的教导和期望多么一致！
　　傅鹰接着以和青年谈心的方式，指出普遍存在的影响开展研究的心理障碍。首先要求青年们打掉自卑感。他针对“许多青年将研究看得太高，认为自己的准备太差，应当再充实一下”的想法，告诉他们“解决准备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边做边学，做到老，学到老”。其二，告诫青年教师不要“把教学与研究对立起来”。他根据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指出“搞好研究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捷径”，不做研究就只能教学生“达到似懂而不可能达到真懂的地步”。其三，应当信任和尊重老教师。他说：“有些青年认为这帮年长的教师们受的全是资本主义的教育，因此一错百错，全无是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又说：“一个人民的科学家与一个资本家的科学家不同之点只看他愿意为谁服务，至于研究化学的方法是万国同风的。”他坦诚嘱咐学生们“不要在与导师之间树立起一段高墙。”同时，他苦口婆心地教育青年，不要“好高骛远，”“要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不要只“强调兴趣，”“应当将我们的兴趣和祖国的需要结合起来；”不要“偏重理论，轻视实验，”既要看到“没有理论推动实验，化学就不能进步。”也要注意“以计算代替实验，是死路一条”………最后他要青年们记住：“研究是严肃的事不是赶时髦的事；研究是愉快的事不是轻松的事。世界上还有比建立祖国的工业和科学的事业更严肃更愉快的吗？”这正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抱负和理想，也正是他对青年学生和教师寄托的无限希望。
　　傅鹰这个著名的《三部曲》是他回到新中国以后，以在高等学校辛勤工作的亲身感受写成的。是他在参加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经历了经济恢复的过渡时期以后，为迎接科学事业的大发展，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而倾诉的报国之声。这既表现出他作为一个科学家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又表现出他在科学研究上的真知灼见。他的心声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理解和尊重。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在傅鹰的《三部曲》发表以后，特邀傅鹰夫妇到家中做客，告诉他们，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看了《三部曲》，并转达了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使他们深受感动。以后，傅鹰先后参加了周总理亲自主持的“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和“１９６３—１９７２科技发展十年规划“的制定工作。他对发展祖国科学技术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采纳。傅鹰的三部曲，在当时的化学界，乃至整个科技、教育界引起了震动，引起了共鸣。３５年过去了，今天人们只要一提到傅鹰，总要说起他这个令人难忘的三部曲。

新中国胶体科学的奠基人

　　傅鹰一踏上新生的共和国大地，他那发展祖国科学事业的雄心“像枯木逢春似的复活起来”了。当时，他已是公认的享誉国内外的表面与胶体科学家。但他没有在个人已有的成就和地位上止步不前，而是把“帮助祖国发展工业和科学作为严肃的首要任务”。他直率地指出：“我们的科学是非常落后的，落后到和我们国家的地位丝毫不相称的地步，处处是空白点。我们每一个人全有尽我们的力量来帮助消灭这些空白点的责任。”他下定“不怕沾污双手和搅痛脑筋”的决心，选定了填补胶体科学这个空白点去为祖国贡献余生。他上书学校和教育部门的领导，以充分的事实和理由，申明胶体科学是利国利民的科学，建议在我国发展这一学科，使之既能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又能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的意见很快得到批准。傅鹰渴望在自己的祖国发展胶体科学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以他为主任的我国第一个胶体化学教研室和相应的专业，１９５４年在北京大学建立起来了。
　　１．先抓教学，培养骨干。傅鹰带领物理化学专业中的几位青年教师首先集中精力抓教学工作。他通宵达旦地编写了急用的《胶体科学》讲义，亲自为教师上课，指导建设实验室，培养既严谨笃实又注意勤俭节约的好学风。他从“在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的伟大国家中，胶体科学一定会起重要作用”的前提出发，急切提醒“在这门科学中的高分子、乳状液、凝胶、气胶、胶状电解质、电动现象……部门之中，我们究竟有多少人才？而这些人才哪一种不是在工业建设中所急迫需要的？作为高等学校的教师，我们的神圣任务就是培养这些人才。”于是他提出先招收研究生，让他们边学边干，和原有教师组成骨干队伍，然后再大量培养本科生。建室当年，他与苏联驻校专家组长、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系主任诺沃德拉诺夫（Ю．К．Новодранов）一起，一次就招收了１３名研究生（随即诺沃德拉诺夫离校，他一人承担了全部研究生的培养任务），同时还指导了一定数量的进修教师，以后又招收了本科生。从１９５７年起至１９５９年，各类学生相继毕业走出校门，使新生的胶体化学又在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重点高等学校和一些科研单位生根、开花、结果，成为我国化学科学和教育领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２．开展研究，建立基地。傅鹰是最早主张把高等学校办成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的学者之一。他批评那种认为“研究是科学院的事，学校只管教学就够了”的“很流行的意见”。他在呼吁学校领导重视和提倡科学研究的同时，积极带领教师和研究生克服困难，认真开展多方位探索。作为造诣很深的学术带头人，他面对国家建设的现实，提出很有见地的观点和具体设想。他说：“现时我们能够指导化学研究的人，可以指数，而空白点如此之多，倘若我们不肯牺牲一些学术上的地位，将面铺得广一点，指导学生做些不是我们非常内行却也不十分生疏的研究，我国化学之发展就慢得多。”为此，他一方面继续在他擅长的表面化学领域，指导部分教师和研究生研究不同的吸附模型和热力学，深入探讨吸附质、吸附剂和溶剂复杂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又组织力量开展国内尚属空白的许多胶体体系的研究，如高分子溶液的物理化学、缔合胶体的物理化学、分散体的流变学、乳状液与泡沫的稳定性、水面不溶物膜等。由于傅鹰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崇尚埋头苦干，在短短的三、五年内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他所指导的杨孔章、秦关林、鲁子贤等１３位研究生所完成的聚电质的加溶作用、铜矿浮选电动现象与应用、非电解质溶液吸附、泥浆流变性、离子交换理论与方法、活性炭孔结构与吸附关系、脂肪醇的泡沫性能、濛脱土的润湿与吸附等学术论文，都是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用价值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建立了可靠的实验基地。当年那些跟随傅鹰共同为新中国胶体科学事业奋斗的研究生、年轻教师而今都已成为我国科技、教师育战线上的专家、教授和学术带头人。一位知名的化学家后来评论说：“傅先生才是一位大科学家，书教得好，科研做得精，有远见，有胆识，当初是他把胶体的各个领域都带动了起来。”
　　３．重视协作，提高水平。傅鹰一贯强调协作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化学家太少而任务又如此之多，所以合作是很重要的。”在校内，他提倡开展系内、系间的合作研究；在校外，他热情受聘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化学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兼任研究员和学术委员，密切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联系。１９５７年，他为了探索化学在生命科学中的作用，和植物学家汤佩松合作，开展了生命起源课题的研究。用火花放电法首次由简单的无机物Ｈ_２Ｓ合成了含硫氨基酸，证实了他们提出的“在地球原始状态下的还原气体中，作为蛋白质和酶或辅酶中一个重要成分的含硫氨基酸，可以不借助任何生物的参与，由火花放电的辐射能直接产生”的看法（科学纪录，１９５９，３：１５０）。这是从化学角度研究生命起源的先驱工作之一。

４．岁月磋跎，知难而进。傅鹰本人和他所开拓的胶体科学园地都历经坎坷。在左的思潮和错误路线下，他屡受不公正对待和打击。他所创建和主持的胶体化学教研室，几经沉浮，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取消。１９５８年，他受到错误批判时，教研室一度被合并，他愤愤不平，经力争，于１９６０年再度恢复。为重新开展教学和研究，他一方面夜以继日地赶译生产部门急需的《乳状液理论和实践》一书，另一方面又查阅文献，亲自去工厂、油田调研，筹措新的研究计划。在国家科委领导的支持下，他联合黄子卿，成立了北京大学物理化学和胶体化学研究室。在他的带动和指导下，胶体化学的师资力量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设备得到了更新和补充，很快就在分散体．系的光学、流变学，表面活性剂的物理化学、表面膜、气溶胶和用超真空技术研究吸附理论诸方面开始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有些项目较快地取得了成果。
　　好景不长，灾祸接踵而来。１９６４年，张锦教授因病逝世；１９６６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为教学停止、科研下马而心急如焚。直到１９７０年，他才又开始上台讲课，并到工厂去开门办学。１９７２年他和原来胶体化学教研室的教师们一起，承担了大庆油田的一项科研任务。他的渊博学识和工作精神，一直受到工人和师生的称赞。他因能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而感到欣慰。

化学教育的一代宗师

　　傅鹰执教于化学讲坛整整半个世纪。为国家培养了几代化学人才，堪称桃李满天下。
　　１．编著教材，精益求精。傅鹰编著过物理化学、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力、统计力学、无机化学和胶体科学等教材。在编著过程中，他虚心吸取前人的经验，博采众家之长。如在《化学热力学导论》序言中，他写道：“编写课本既非创作，自不得不借助于前人，编者只在安排取舍之间略抒己见而已。编写此书时曾参考……诸家著作。移植仿效在在皆是。但编书如造园，一池一阁在拙政园恰到好处，移至狮子林可能即只堪刺目；一节一例在甲书可引人入胜，移至乙书可能即味同嚼蜡。若此书中偶有可取，主要应归功于上列诸家；若有错误，点金成铁之咎责在编者。”他把编写教科书的真谛和奥妙老老实实和盘托出来了。傅鹰常常告诫大家，“写教材一不要为名，二不是逐利，唯为教学和他人参考之用，切记认真，马虎不得。”他对自己编著的教材从不轻易公开出版，总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加以修改，做到精益求精。因此，他生前得以亲睹出版的只有《化学热力学导论》一种。而他在３０年代就开始倾注心血、５０年代曾铅印过的《大学普通化学》纵然已用它教授过几代学生，还是在他逝世后才正式出版。该书被公推授予１９８７年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２．传授知识，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傅鹰讲授过多种化学课程。他在继承前人经验和学识的基础上，不断追踪科学的发展，常以新颖、先进的科学事例和理论充实教学内容。５０年代讲授普通化学时，就为一年级学生介绍化学热力学原理、晶体对称性、催化理论、物质波动性、势能曲线和共振论等内容，这在当时国内外的同类课程中是很少见到的。傅鹰讲授科学知识，阐述科学概念，都是从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从科学发展的历史角度，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他常说：“一种科学的历史是那门科学最宝贵的一部分。科学只给我们知识，而历史却给我们智慧。……作为科学的继承者，我们应当知道前辈的成就。前辈的成就不但是后辈的榜样，而且也是路标。明白了发展的途径常常可以使我们避免许多弯路”。因此，读他的书，听他的课，经常受到科学思维方法和严谨治学精神的薰陶。如他在讲授“水的组成”一节时，详述了２００多年以来化学家们是如何弄清水的成分和水中氢氧比例的。他说：“关于这个题目，我们用了很多的篇幅。这固然是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数据；也因为自这个研究的历史可以体会到科学研究的精神。……读者不但可以得到许多宝贵的知识，同时也可以知道什么是科学研究的方法。”
　　３．重视实验，培养学生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傅鹰针对长期存在于化学界某些人身上的轻实验重理论的风气，特别强调实验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５０年代初就说过，“没有感性的知识，理性的知识从何而来？在形式上我们全学习过毛主席的实践论，但是常常忘了实践，而将一篇行动指南的经典著作八股化了。”他辩证地对待科学理论和实验之间的关系，认为“任何人全承认理论是必要的，倘若这种理论是从实验的结果出发，有预示的作用，有指导的作用，使我们对于现象了解得更深入一步。没有理论，实验就可能变成盲动，劳而无功，进步迟缓，或根本不能进步。但是无论如何，理论即使是最好的理论也不能代替实验。而我们的学生中有很可观的一部分正犯了以理论代实验的错误。我们有责任来纠正这种错误”。为此，他在教材中，在课堂上经常用翔实的实验数据来论证理论产生的实验基础、精确程度以及适用范围，使学生深刻理解科学概念的建立和修正都必须基于可靠的实验数据。课后，他还亲自到实验室指导青年教师备课和严格认真地指导学生上实验课，检查学生做实验是否专心，教导学生手脑并用。仔细观察和分析每一个实验现象。他严肃指出，“化学是实验的科学，只有实验才是最高法庭。”因此，学生重视实验蔚然成风，对实验教学水平的提高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４．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和发展科学的献身精神。傅鹰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去“促进祖国的工业化和建立我们的科学。”因此，他把对学生的无限希望渗透到化学教材的字里行间和苦口婆心的教诲之中。如他讲元素锑时，指出“地壳中的锑并不很多，而且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我国，所以外国的化学家对之未予以足够之注意，因而对它的了解也就没有像其他一些元素那样清楚。作为新中国的化学家，我们有责任将此种缺欠弥补起来。将来中国的冶金、半导体等工业日益发达，锑的用途一定会比现在大得多。要想充分利用我们的丰富资源，首先须更清楚地了解它的化学。”又如讲到稀土元素时，指出“在我国不但不稀，而且是丰产元素”，“稀土化学是尚待开发的领域，无论从何方面皆有许多重要的研究等待着我们。”傅鹰就是这样通过讲授科学知识，不断地唤起青年学生们的爱国激情和献身精神。
　　傅鹰为学生讲授化学知识和理论，并不停留在当时的结论和水平上，总是指出其中不足之处和努力的方向；鼓励青年学生放眼未来，奋力求索。例如，当５０年代某些人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对鲍林（Ｌ．Ｃ．Ｐａｕｌｉｎｇ）的共振论大加批判的时候，他却向学生详尽地介绍了共振论的成就，指出一些与共振论不符的事实。他不是随波逐流地片面否定它，而是指出它存在的一些缺点。傅鹰告诫青年学生，“对于共振论或任何科学理论，应当不存成见地研究其成功与失败的关键。这样做一定就可以促进更完备的化学键理论之早日出现。”教书做学问如同处世为人，傅鹰不正是一个光辉榜样吗！
　　５．教学讲求实效，育人严格要求。傅鹰热爱教学工作，讲求实际、有效的教学方法，他为刚入校的一年级新生讲大课，也为高年级上十多人的小课；他讲一学年的基础课，也开学时不多的专题课。无论什么课程，他都认真备课，实行启发式教学。讲基础大课，注意抓重点，讲难点。凡是学生易懂或已经懂了的就一笔带过，让学生课后自学讲义就行了；而对学生不易弄懂的概念、公式、定律，他则详细深入地阐述。上高年级专门化课，他采取师生讨论的方式，学生们演算、讲解，全班讨论，教师总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傅鹰讲课时通古论今且逻辑性强，语言精辟，形象生动。学生们说：“听傅先生的课，真使人着迷。”偌大的一个大课堂，济济３００多人，没有扩音器和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可整个课堂静谧或活跃的气氛，全在他的掌握和调动之中，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
　　傅鹰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实验，习题都丝毫马虎不得。他公开宣布“课堂上我的话就是法律”，不允许在测验、考试时有任何越轨行为，否则就毫不客气地给你打上一个“０”分。他从不出怪题、偏题，从不对学生搞突然袭击，喜欢进行开卷考试，结合平时学习状况，评定学生的成绩。一位３０年代初在青岛大学受教于傅鹰现已年过八旬的学生回忆道：“吾辈学生受傅先生春风雨露，得益匪浅。先生学识渊博，待人甚爱。唯其治学谨严，令吾等敬畏。记得一同学作业超过时限，迟交之即不予收留。因之，诸同学不敢稍有怠惰，皆刻苦攻读，学识日精，一应考试，比比良好优秀。先生闻之笑曰：‘不严不足以示爱’。”
　　１９６４年，当传达毛主席关于教学改革的春节谈话时，师生们都自然联想到傅鹰别具一格的教学方法，对他的学识、风度和气魄更加钦佩。

忠贞不渝的爱国者，党和人民的诤友

　　傅鹰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回到北京，正遇美国侵略者发动侵朝战争。他立即响应政府号召，把他们夫妇俩在美国的存款全部调回国内，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和抗美援朝的正义事业。他欣然接受了人民的重托，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些爱国之举，对这位在美国生活多年而刚进国门的科学家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
　　唾弃国民党恶政、厌恶资本主义金钱万能的傅鹰，对新中国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着极大的热情，始终合着共和国跳动的脉搏，不断前进。他参加过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运动，经历了整风、反右、大跃进直至灾难空前的“文化大革命”。他身为知名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常委，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多次关怀和鼓励；也受过左的错误给予他的不公正对待和饱尝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对他的凌辱和迫害。在解放后近３０年的人生道路上，他有顺境时的安宁和喜悦，更有在逆境中的痛苦和不幸。但他始终甘于淡泊，从不以功名为念，唯为国家之富强而思而作。为了一生钟爱的祖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是义无反顾，从不动摇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当他挨了一天的批斗，由儿子接回到被红卫兵抄得凌乱不堪的家后，儿女问他当初回国而今是否后悔时，他瞪大眼睛毫不犹豫地回答：“不！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我回来不后悔！”１９７０年夏，当他得到“解放”之后，发还给他被查抄的存款时，他当即表示愿拿出其中的大部分约十数万元人民币，捐献给国家，为恢复高等教育出力。然而，驻校宣传队却以“国家办教育不需要资产阶级的钱”为由而拒收。后来，他又书面请求赠款７万元人民币给他的一个早期学生，用以帮助开展科学研究，同样地遭到拒绝。致使报国无门的傅鹰老泪纵横，不能自已。

傅鹰襟怀坦荡，为人刚正不阿。言谈话语一向直抒衷肠，待人处事一贯直道而行。１９５７年，他曾坦率地对党在知识分子和科学教育工作中某些左的政策、对一些基层党组织和个别党员的错误作法提出过尖锐、中肯的批评。对此毛主席曾给予充分的肯定。１９６２年３月，傅鹰应邀出席中央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他又对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中的错误和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偏差等陈述了肺腑之言，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和关切，紧接着任命他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傅鹰对学生和晚辈和霭可亲，严格要求；对朋友同行谦和平等，以诚相待。傅鹰的挚友、国际知名的结构化学家唐有棋教授，１９５１年历经艰险、曲折之路回到祖国之后，也如傅鹰本人一样，屡受不公正对待，工作常受影响。傅鹰深知他的品格和才华，把他视为“国宝”人才，径直向国家推荐，使其能够全面展示自己的才能和专长。张存浩在傅鹰、张锦夫妇的培养和影响之下成长并留学美国，２２岁获硕士学位后，即于１９５０年，紧随傅鹰夫妇之后回到祖国，现已是中国科学院较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他深有感触地说：“在福建长汀，我上中学，每晚和傅、张两先生攻读于同一盏小油灯下。有一天，我在读英文，傅先生轻轻地问，为什么不花些时间在中国语文上？接着他谈到了祖国历史上灿烂的文化，谈到了振兴中华，谈到了青年一代的责任，指出一定要学好祖国的语文。当时使我感动得泪流满面。像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对我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每当我工作有成绩时，他总是很高兴地给以鼓励，每每郑重地把重要的图书送给我，累计多达三、四百册。”反之，对于学术界少数的不良作风和倾向，他却是毫不留情地给以揭露和批评。这样的事例在教育、科技界早已是众口皆碑了。
　　傅鹰爱憎分明，一身正气。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一直进行抵制和批判，既使在他们极其猖獗之时，也从不顾及个人安危，仍然指名道姓地进行无情地揭露。而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却无限热爱和崇敬。１９７５年，上级派人征求他对四届人大有关国家领导人安排的意见时，他说：“中央给邓小平同志这么多领导职务，我相信他一定能做好，我完全拥护。如果中央早让他担任这些职务，许多问题早就解决了。”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他衷心爱戴的周总理与世长辞，清晨听到噩耗后泪流满面。他说：“世界上那有这么好的总理……连我的病他都惦记着。”
　　１９７９年９月７日，傅鹰因病逝世。邓小平同志亲自批示隆重悼念这位勤勤恳恳、顽强奋斗，为科学和教育事业贡献一生的伟大爱国者。傅鹰的渊博学识、高尚品德、求实作风和爱国精神，将永远为人们颂扬与景仰。
　　(作者：（杨培增）)

主题：傅鹰（１９０２—１９７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