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作)比窦娥还冤的西太后
出尘
“浮云为我阴,悲风为我旋,三桩儿誓愿明题遍。”------这句是戏曲《窦娥冤》里窦娥受刑时唱的一段。当然,拿窦娥来比慈禧老佛爷确是有点像马猴戴乌纱——不伦不类。这么乱比划只是想凸显一个“冤”字而已,老佛爷叶赫那拉虽未遭窦氏血溅白绫六月飞雪的奇冤,不过却给在洋人面前肾亏不举的近代中国男同胞们结结实实地做了一百多年的遮羞布,背了一百年的黑锅。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琴棋书画、京剧武术、小脚麻将以外,还有一项国粹,就是喜欢拿女人来为老爷们儿做的冤枉错事顶缸。
小时候受了马列史家们的骗,一直以来就认定中国近代会弄得这么凄风惨雨的,全拜慈禧个老妖妇所赐。提到近代史,人们便习惯性地把丧权辱国、国土沦丧、变法失败等黑锅一骨脑扣到慈禧和她手底下那般老僚头上,以至于世人一提起这老寡妇罕有不咬牙切齿的,只是骂起来有点麻烦,李鸿章犹可用“汉奸”一词来泄泄愤,可老佛爷她不是汉人,骂她“汉奸”只能是过过嘴瘾,最终什么事实也没弄清过。
似乎在两岸三地所有的以晚清为题材的影视作品里,慈禧老佛爷的形象,都是拉长着个马脸、说话阴阳怪气的老太太,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划丢百把万领土眼皮都不跳一下,顶多是翘翘她那又弯又尖的护指轻叹口气。一国之君光绪爷在她面前则从来是个低眉顺眼逆来顺受唯唯喏喏的小白脸。
当然,历史上的老太后可能也都是这个版本,如吕后、武后……一个浸于权欲、心狠手辣的老太婆怎么也不可能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大娘。不过说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时不动声色,以及她对光绪爷一贯心狠手辣等等却都是后人的臆想,殊无史据。慈禧太后是否真如人们一直以来认为的那样没心没肺,这也还得从发霉的故纸堆里找找。
刘坤一之《文集》中记载其于甲午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与慈禧太后见面时的谈话:二十一日,出京请训,仍召见养性殿………太后谕曰:“我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尔可放心,但言官说我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臣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对曰:“和战国之大事,太后、皇上均无成心,天下后世无不共谅。但愿太后始终终慈爱,皇上始终孝敬,则浮言自息,因历述宋英宗、明神宗两朝事。”太后谕曰:“听尔所言,我亦释然矣,皇帝甚明白,甚孝。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我甚爱皇帝。在前,一衣一食,皆我亲手料理。今虽各居一宫,犹复时时留意,尔可放心…………”
从这段对话可见,慈禧作为当时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前方战败、国土丧失时并非如全无心肝的木雕泥塑般若无其事,还是会悲恸的。
另外,从上面的对话里也可看出慈禧与光绪此时在主和与主战等政见上的矛盾虽已公开化,但至少还尚未到相互仇视的阶段。慈禧与光绪的关系真正闹到誓不两立的地步,应该说还是由光绪与维新派筹划“围园锢后杀禄”的“兵谏”败露后开始,以至于光绪被软禁于瀛台,珍妃被迁怒而惨遭杀害。
这还都是小事,慈禧最让人痛恨的是她的一手摧毁了变法维新,斩杀戊戌六君子,断送了中国最关键的一次变革的机会。以上是百年来世人通常的说法,之所以如此,却是历代史家们因为政治宣传需要或者个人好恶,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一些史料史实而已。变法失败这么惨痛的事,是女人搞砸的还是男人搞砸的,对于把面子看的比命还重要的汉族爷们来说,拿一个满族老太太来顶缸,自然是比较好的保鲜自尊的方式。
像变法维新这种关乎国家兴衰的大事,如果没有慈禧的肯定与背后支持,不可想象,光绪这个半傀儡有胆子自作主张扛起维新这根大梁?根据孔祥吉的《百日维新失败原因新论》中的记录,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曾十二次专程到颐和园朝拜慈禧。实际上便是去请示汇报的,维新派撰呈的变法条款及一些与外国变法有关的著作译作均曾由光绪帝亲自送到颐和园“恭呈慈览”。而《定国是诏》之类的圣旨诏书都是在慈禧审定批准后才下达下去的。
事实上,在百日维新开始之前,许多改革措施都已经开始着手实行了。自甲午战败到戊戌变法的三年间,清政府相继批准了银行、报社、新式学堂(现代大学的前身)、商务局等等现代机构的成立,并以新式的武备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取代原有的武举考试。可以说,自甲午战败后,除了部分顽固反对改革的守旧派腐儒、贵族以外,朝廷上下已经明确地把西化作为国策。除了废除专制、君主立宪、推行资产阶级民主这些政治体制改革外,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打算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大多已经起步。而这一切都是在得到慈禧太后的肯定后才可能顺利进行的。作为守旧派的靠山,作为一个一生只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封建老太太,能做到这点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即使没有足够的史料来证明慈禧主持过变法维新,但维新运动至少是在她默许下进行的。从这点来说,甚至说慈禧是维新派也不为过。与康有为的维新不同的只在于一个是主张渐步维新一个是主张急进维新而已。
真正要追究维新失败的主要责任,维新运动的发起人——康有为是不能不追究的。
当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康有为作为全面维新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其历史意义自然不可抹灭。但他在维新运动中那种急进与蛮干也正是他把维新运动逐步推向失败的主因之一。
首先,康有为把维新运动想象的太简单了,对国内形势没有个清醒的认识,以为只要有皇帝的支持,便可号令天下,实行全面变革。
《康有为政论集. 请御门誓众摺》中记载:“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重罚一人以惩其后……”结果是立即导致“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在康的鼓动下,光绪帝头脑发热,不仅轻视守了旧派的反动力量,而且犯了所有历史上失败的改革者们犯的共同一个错误——忽视了旧秩序下即得利者们的反弹。俗语云:杀人父母不可恨,断人生路最该死。马基雅弗利也说:一个人很容易忘记是谁杀了他的父亲,却绝不会原谅剥夺他财产的人。光绪帝听从康的鼓动,在时机不成熟之际,突然下令裁减一大批闲散和候补的官员。
对此产生的后果,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有记述:“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把大量裁员做为新政的初始措施,使得各部司衙门的官员们人人自危,面临着下岗再就业,如此怎能不遭致中、下层官员们对新法的恐惧、抵制与反感?
同样是改革,光绪失败而邓小平成功,区别在邓小平是当时中共朝野里最有威望的开国元老,也是最高权力的绝对拥有者,有足够的权力震慑守旧派。并且他是个在政坛里打滚数十年的老政客,权谋、手段、涵养无不如火纯青,对中共朝野上上下下早已摸得清洁溜溜。打着死去的毛泽东的旗号搞渐进改革,杜绝马列原教旨主义保守派反弹之路,可谓瞒天过海、无中生有,其策略和耐性远在之前失败的改革家吴起、王安石、康有为等人之上。
而光绪则没这个条件,一方面他是个唯唯喏喏的儿皇帝,在好权的老姨妈羽翼下隐忍了十几年,一朝掌权,早没了耐性,只想着尽情发挥得之不易的权力来干一番事业,然而且他和他的“改革开放设计师”们都是一群不通人情世故的书生,既无从政经验,也无政治斗争的手段,更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步骤和内容。最关键的是在他头上还有个“圣母皇太后”,如果说循序渐进的改革还不至于惊动她,那么操之过急所引起过多的负面影响就必然惊动慈禧而使他的行动受到制约。
以上只是导致维新失败的主因之一,另外康有为在维新运动中,还犯了主次不分、过分注重形式上的变革的毛病,因而过早地遭来守旧派的全面抵制。比如他上书光绪,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这简直是在玩火,要知道在清帝国统治的二百多年里,“断发如断首”,发辫服饰国号在当时不仅是满清的民族象征,更被当作立国之本,有着如同宗教般的神圣(就像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样)。在现代文明思想还未为只受过传统教育的士大夫们接受及普及之时,轻易剪辫改饰无异于挖人祖坟,触动了满清贵族统治者们最脆弱的一根神经,无论如何也会让他们产生“反清覆明”的联想。这无异于是自掘维新派的坟墓,把本来大有希望的维新运动彻底推进了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
假如以此事件与今天相比,对照两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康的这项“维新”内容,就好像是提出让党八旗们立即取消党号、改共产党为共和党的要求一样。有几个头脑发育健全的人认为这个馊主意有成功的可能呢?并且这种形式上的内容完全不是改革的当务之急。但是令人扼腕的是,它偏偏发生了。结局可以说用小脑思考就能推测的出来,它必然引起所有“党八旗”们的疯狂反对和誓死反扑。
任何成功的变革都应该先从思想变革开始,逐渐地让新思想在国内广泛转播,不仅要影响知识分子和各层人民,专制社会内的许多思想进步的中、下级官员也是变革的重要力量和争取的对象。在当时,新办的报刊、学校、商会等等新机构虽然也极大的影响了部分官僚和士大夫以及青年学子,但开展的时间毕竟短,思想启蒙的基础相对薄弱,新思想、新理念还未广泛为大多人接受,各阶层民众的思想还未从传统封建文化的禁锢中走出来。维新派的急促冒进,过早地触动主流文化及统治层的利益,结果却使得自己陷入孤立。
|